成衣

　　全國政協委員孟學農褐藻醣膠副作用在回答北青報記者“怎樣看待官員出書”時說：“我非常不贊成官員出書。還是多留點紙張，給孩子們印點經典讀物。有些人，把助手幫著弄的講話稿都收進去了。出書，誰看這個樹碑立傳？現在提倡‘低碳經濟’，別那麼浪費紙了。”（3月11日新華網）
　　孟學農的話，不說振聾發聵，也讓人深感對官員出書應該立章建制的緊要。依我個人的理解，孟委員並不是完全否定官員出書，那些能分享思想經歷、頗能引人共鳴的書是可以出的，那些通篇廢話、套話、假話、大話的書，則不出為好。尤其是那些靠出書斂財的“當鋪優雅式腐敗”更要有制度的制約。
　　其實，官員出書現象古已有之，而且還相當普遍，君不見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中，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官員之手。只不過他們的身份首先是文人，其次才是官員，至今他們的文化聲望大於政績。像孔子就當過魯國的中都宰、司寇。西漢的司馬相如雖然前半生接近職業文人，後來仍然進了官場。從初唐四傑到王維、李白、杜甫，再到唐宋八大家，留名至今的詩人、作家，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官員，其中不乏身居高位者，如元稹、晏殊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、支票借款司馬光等，也有像賈島這樣的，只當過“長江主簿”、“普州司倉參軍”的小官。古代文人的集子，如《駱臨海集》《杜工部集》《高常侍集》等，都表明作者的官員身份。某些官員，譬如史官，職務就是寫書，擔任太史令的司馬遷即為一例。班固被漢明帝任命為蘭台令史，也與撰寫《漢書》有關。如今提倡“學者型”官員，官員中有不少碩士、博士，官場中出書必然“時尚”，因此那些在位的或卸任的官，書中說點真話，曬點心得，寫點親歷，留作資料，沒什麼壞處。
　　可問題是，當下少數官員出書與古代文人官員出書的本意大相徑庭。其“別有用心”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。首先就是提高社會地位。通過出書，個別官員可以包裝自己，讓別人覺得自己不但是領導幹部，而且還商務中心是文人雅士，無形之中抬高身價。其二是撈取政治資本，個別官員在書中有意識地寫一些有自傳性質的內容，與自己的政績、業務掛鉤，為自己樹碑立傳、做隱性廣告。其三，就是斂財。國家藥監局原副局長張敬禮採取“著書立說”在本系統內賣天價書的手段，為自己斂財，其中一本書單價就達566元，其非法經營額高達1700餘萬元……
　　誠然，對官員出書不能一概而論，像張敬禮之類為提高社會地位、撈取政治資本、斂財的“學者型貪官”只是少數。有的西服官員以精湛深厚的學識、嚴謹清廉的工作作風、豐富的領導經驗贏得了廣泛敬重。對於這樣的官員，大可理直氣壯地寫，畢竟一本好的書是利國利民的財富，而在法律框架內所得報酬也無可厚非。關鍵是，如何甄別哪些是貪名圖利、以權謀私，哪些是真才實學、出於公心，這需要法律法規來規範、劃定“紅線”，並作為官員一項重大事項報告，這也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。
　　像毛澤東那樣“不拿一分錢稿費”的境界，可以作為學者型官員的一個參照坐標。真正的學者型官員或大師並不是靠出幾本書，更重要的是要與自身修養道德相匹配。作為人民公僕，即使稿費是合理合法所得，如果能用於捐資助學、扶弱幫困，不更顯其政治品格和人格魅力？
　　這需要學者型官員認真思考，更需要儘快從制度的“頂層設計”上整章建制。比如建立官員出書的報告、審查、監督機制：凡官員出書前，要向紀檢監察部門報告，並提交書稿；相關部門接到報告後，對書稿內容進行審查，對出書資金來源進行審查。出書後，有關部門應組織人員包括公眾代表，對書籍的銷售進行嚴格監督，凡以公款購買或者集體購買的，款項一律沒收，並以違規違紀論處。
　　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《八項規定》指出，要嚴格文稿發表，除中央統一安排外，個人不公開出版著作、講話單行本，不發賀信、賀電，不題詞、題字。這無疑為端正黨風政風、抵制不良之風、轉變社會風氣擂響了戰鼓，也必將為中國的改革發展帶來新的強大的動力。
　　文/江新軍　　（原標題：“優雅式腐敗”也需扎緊制度牢籠）